宋代四大书院，延续至今的“千年学府”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6 09:09:52作者：楞严经全文网
宋代四大书院，延续至今的“千年学府”
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机构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样。它最早出现在唐朝，不过那时候官方主办的书院似乎只是一座宫廷图书馆，没有太多讲学授课的职能，倒是存在于民间的少数私人兴办的书院，已经初步具备了讲学的功能，开始收些学生，教授课程。书院兴盛于宋朝，大批私人兴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民间，北宋初年，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、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，再加上嵩山上的嵩阳书院，被并称为“中国古代四大书院”。书院与我们现在的大学有些类似，以教育精英和有一定学识的人员为主。凡是到书院学习的人，主要都是以自学为主，老师的指导只起辅助作用。它创立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就是“讲会”制度，也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举办的学术辩论会。
在四大书院中，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。
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，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“南京应天府”。应天府本来被称为是宋州，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，曾是这里的节度史，地以人贵，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这里升格为了应天府，后来觉得应天府的地位还不够高，又把这里升格为了“南京”。北宋真正的国都是“东京开封府”，在《水浒传》中我们常常会听到“东京汴梁”这个地方，就是指北宋的国都，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。看到“开封”这个词，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——包拯包青天。“南京”只是东京的陪都。“陪都”就是在国都之外另设的第二国都，地位略低于国都。在我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“陪都”，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国都是洛阳，当时也被称作“东京”，而西汉的故都长安则在东汉时期被定为陪都，称为“西京”；再比如，唐朝的都城在西安，而在它东面的洛阳被定为“东都”；到了抗战时期，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，国民政府暂时搬到了重庆，把那里当作了陪都。除了“东京”、“南京”之外，北宋还有两大都城，一个是“西京河南府”（旧址在现在的河南洛阳），另一个就是“北京大名府”（旧址在现在的河北邯郸），《水浒传》中的玉麒麟卢俊义就生活在大名府。讲过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应天府书院。应天府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为“国子监”的书院。“国子监”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。应天府书院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国子监，这要归功于那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北宋大家范仲淹，范仲淹曾在这里主持讲学，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应天府书院升格为了“国子监”。
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，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（下一部分会讲到衡山）。书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时，原为僧人讲学之所，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创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，历经千年，七毁七建，延续至今，故有“千年学府”之称。清末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，之后又有诸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、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，最终被定名为湖南大学，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。每个学院都有很多对联，岳麓书院也不例外，在这些对联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着的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这一幅了，八个简简单单的字，骄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丝霸气。上联语出《左传》，“惟”是助词，没有实际意义，意思是说“楚国这个地方出人才”，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，自古至今人才辈出。下联语出《论语》，意思是“这个地方最为兴盛”。两句连在一起，意思就是“楚国人才济济，尤以这个地方最为兴盛”。是岳麓书院自夸吗？纵观历史，它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。朱熹、王阳明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曾在这里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，到了清朝末期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撑起了那段热热闹闹的历史：左宗棠、曾国藩、魏源……难怪余秋雨先生会情不自禁地讲道：“你看整整一个清代，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，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。”这幅对联在清嘉庆年间，由时任山长袁名曜撰写。“山长”相当于现在的校长，大概最初人们都在山中设立书院，所以人们称掌管书院的人为“山长”。
岳麓山上清风峡中有一小亭，名曰“爱晚亭”，在清乾隆年间由岳麓书院山长建造。最初这个亭子名叫“红叶亭”，后来有人想起杜牧《山行》中的两句诗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取前一名中“爱”字和“晚”字给这个亭子改名为“爱晚亭”，其意境一下提高数倍。爱晚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，另外三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、湖心亭和陶然亭，这四个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闻名天下。爱晚亭因杜牧的诗句闻名，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则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一篇《醉翁亭记》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亭”。欧阳修号醉翁，他在安徽滁州的时候，与山中僧人交游甚厚，僧人们便在山中为他建了一座亭子，以供歇脚之用，名之为“醉翁亭”，并让他为之作记。醉翁欧阳修文思泉涌，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一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。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岛上，在这个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?二”两个字，“?”是“虫”的繁体字。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在这座小岛上玩得不亦乐乎，乘兴写下了“?二”这两个字。面对这两个不成文章的字，身边的大臣们十分不解，也有装糊涂的。乾隆爷会心一笑，说这是二字的寓意是“风月无边”，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极致。为什么“?二”两个字代表的是“风月无边”呢？原来，乾隆爷的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们常常玩的“拆字”小把戏。“风”的繁体字是“風”，把“風”和“月”的边框去掉就是“?二”，风月没有边框，就引申为风月无边。除了在湖心亭，泰山上也有一处摩崖，刻着“?二”，当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了。陶然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市，北京市内有一处公园，名叫“陶然亭公园”，此亭就坐落在那里，公园因亭而得名。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，亭名取自白居易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诗中“更待菊黄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一句最后两字，显出在此亭驻足时的悠然自在。在近代史上，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，这里还见证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位革命先辈的伟大爱情。高君宇和石评梅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，石评梅还以自己的横溢的才华与吕碧城、萧红和张爱玲合称为“民国四大才女”。不过很可惜，二人虽然相爱，却并未结合。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逝世，逝世时都不到三十岁，真是天妒英才啊！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，了结了“生前未能相依共处，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遗愿。
白鹿洞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。相传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李渤，他年青的时候隐居在这里读书。李渤养了一只宠物，不是猫、也不是狗，而是一只白鹿。与人相处时间久了，这只白鹿变得非常通达人性，主人让它往东，它绝对不会往西，主人让它站着，它绝对不会趴着，甚至还能够帮助主人传递物件，人们都以此为奇，称它为“神鹿”，李渤也因此被称为“白鹿先生”。后来，李渤做了大官，常常思念自己年青时的那段求学时光，便在这里建了一些亭台楼阁，后人称之为“白鹿洞”。白鹿洞本没有洞，只因这里地势较低，从山上向下看如同地洞一般。到了明朝，有人觉得称之为“洞”却没有“洞”，实在是名不副实，就在山中凿了一个山洞；又有人认为，称之为“白鹿洞”却没有“白鹿”，也实在不妥，就用石头雕刻了一只白鹿放于洞中；可是大家的意见总是不一样，又有人认为凿洞置鹿是多此一举的事情，就把白鹿从洞中请了出来深埋地下；到了现代，人们无意中从地下又挖出了那只白鹿，于是又把它置于洞旁。
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、道教场所，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。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（公元484年），名为嵩阳寺，为佛教活动场所，僧待多达数百人。
隋大业年间（605—618年），更名为嵩阳观，为道教活动场所。
唐弘道元年（公元683年）高宗李治游嵩山时，闭为行宫，名曰“奉天宫”。
五代后周时（公元951-960年），改为太乙书院。
宋景祐二年（公元1035年），名为嵩阳书院，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。
嵩阳书院是古代高等学府，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，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五进，廊庑俱全。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，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、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“标本”。
宋初，国内太平，文风四起，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，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。登封是尧、舜、禹、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据记载，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杨时、朱熹、李纲、范纯仁等二十四人，司马光的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。号称“二程”的程颐、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。名儒景冬，曾就读于嵩阳书院，中进士后，曾九任御史。从此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。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，宋代理学的“洛学”创世人程颢、程颐兄弟，司马光、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，且司马光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。明末书院毁于兵火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各代重修增建，鼎盛时期，学田1750多亩，生徒达数百人，藏书达2000多册如《朱子全书》、《性理精义》、《日讲四书》九经等。清代末年，废除科举制度，设立学堂，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。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永远载入史册。康熙辛卯年，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，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，但登封就中了五个。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五年（公元1750年）十月一日游嵩阳书院时曾赋诗以赞。
以上就是四大书院的故事，更确切的说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。北宋初年，大宋王朝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，百废待兴，仕子们求知若渴。但那时教育毁损殆尽，官学刚刚起步，学院这种民间组织但乘势而起。待到北宋政权稳定，各领域蓬勃发展之时，学院逐渐被官学取代，沉寂了一百多年，直到南宋时期。白鹿洞书院也不例外，不过它很幸运，这一年理学大师朱熹来到白鹿洞书院，见满目杂草、断壁残垣甚是感慨，于是便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，使得白鹿洞书院又重获新生，而他在白鹿洞书院创设的那一套教学理论和方法也被其它书院效仿，书院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。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元明清三朝，到了清朝末期，光绪帝在1901年下令书院改为学堂，开始仿效西方改革教育，书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在明朝末年，有一所书院也是值得一提，这就是“东林书院”。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，建于北宋年间，因周围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，因此命名为“东林书院”。到了明朝末年，东林学者顾宪成、高攀龙来到此处，重建荒废已久的书院。他们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激烈对抗，被冠以“东林党”。东林书院有一幅对联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这幅名联为顾宪成所写，讲的就是我们既要用心读书，又不能死读书，要关心国家和天下之事，要忠于自己的祖国。
在四大书院中，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。
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，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“南京应天府”。应天府本来被称为是宋州，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，曾是这里的节度史，地以人贵，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这里升格为了应天府，后来觉得应天府的地位还不够高，又把这里升格为了“南京”。北宋真正的国都是“东京开封府”，在《水浒传》中我们常常会听到“东京汴梁”这个地方，就是指北宋的国都，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。看到“开封”这个词，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——包拯包青天。“南京”只是东京的陪都。“陪都”就是在国都之外另设的第二国都，地位略低于国都。在我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“陪都”，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国都是洛阳，当时也被称作“东京”，而西汉的故都长安则在东汉时期被定为陪都，称为“西京”；再比如，唐朝的都城在西安，而在它东面的洛阳被定为“东都”；到了抗战时期，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，国民政府暂时搬到了重庆，把那里当作了陪都。除了“东京”、“南京”之外，北宋还有两大都城，一个是“西京河南府”（旧址在现在的河南洛阳），另一个就是“北京大名府”（旧址在现在的河北邯郸），《水浒传》中的玉麒麟卢俊义就生活在大名府。讲过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应天府书院。应天府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为“国子监”的书院。“国子监”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。应天府书院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国子监，这要归功于那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北宋大家范仲淹，范仲淹曾在这里主持讲学，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应天府书院升格为了“国子监”。
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，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（下一部分会讲到衡山）。书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时，原为僧人讲学之所，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创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，历经千年，七毁七建，延续至今，故有“千年学府”之称。清末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，之后又有诸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、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，最终被定名为湖南大学，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。每个学院都有很多对联，岳麓书院也不例外，在这些对联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着的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这一幅了，八个简简单单的字，骄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丝霸气。上联语出《左传》，“惟”是助词，没有实际意义，意思是说“楚国这个地方出人才”，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，自古至今人才辈出。下联语出《论语》，意思是“这个地方最为兴盛”。两句连在一起，意思就是“楚国人才济济，尤以这个地方最为兴盛”。是岳麓书院自夸吗？纵观历史，它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。朱熹、王阳明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曾在这里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，到了清朝末期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撑起了那段热热闹闹的历史：左宗棠、曾国藩、魏源……难怪余秋雨先生会情不自禁地讲道：“你看整整一个清代，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，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。”这幅对联在清嘉庆年间，由时任山长袁名曜撰写。“山长”相当于现在的校长，大概最初人们都在山中设立书院，所以人们称掌管书院的人为“山长”。
岳麓山上清风峡中有一小亭，名曰“爱晚亭”，在清乾隆年间由岳麓书院山长建造。最初这个亭子名叫“红叶亭”，后来有人想起杜牧《山行》中的两句诗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取前一名中“爱”字和“晚”字给这个亭子改名为“爱晚亭”，其意境一下提高数倍。爱晚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，另外三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、湖心亭和陶然亭，这四个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闻名天下。爱晚亭因杜牧的诗句闻名，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则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一篇《醉翁亭记》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亭”。欧阳修号醉翁，他在安徽滁州的时候，与山中僧人交游甚厚，僧人们便在山中为他建了一座亭子，以供歇脚之用，名之为“醉翁亭”，并让他为之作记。醉翁欧阳修文思泉涌，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一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。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岛上，在这个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?二”两个字，“?”是“虫”的繁体字。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在这座小岛上玩得不亦乐乎，乘兴写下了“?二”这两个字。面对这两个不成文章的字，身边的大臣们十分不解，也有装糊涂的。乾隆爷会心一笑，说这是二字的寓意是“风月无边”，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极致。为什么“?二”两个字代表的是“风月无边”呢？原来，乾隆爷的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们常常玩的“拆字”小把戏。“风”的繁体字是“風”，把“風”和“月”的边框去掉就是“?二”，风月没有边框，就引申为风月无边。除了在湖心亭，泰山上也有一处摩崖，刻着“?二”，当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了。陶然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市，北京市内有一处公园，名叫“陶然亭公园”，此亭就坐落在那里，公园因亭而得名。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，亭名取自白居易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诗中“更待菊黄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一句最后两字，显出在此亭驻足时的悠然自在。在近代史上，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，这里还见证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位革命先辈的伟大爱情。高君宇和石评梅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，石评梅还以自己的横溢的才华与吕碧城、萧红和张爱玲合称为“民国四大才女”。不过很可惜，二人虽然相爱，却并未结合。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逝世，逝世时都不到三十岁，真是天妒英才啊！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，了结了“生前未能相依共处，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遗愿。
白鹿洞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。相传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李渤，他年青的时候隐居在这里读书。李渤养了一只宠物，不是猫、也不是狗，而是一只白鹿。与人相处时间久了，这只白鹿变得非常通达人性，主人让它往东，它绝对不会往西，主人让它站着，它绝对不会趴着，甚至还能够帮助主人传递物件，人们都以此为奇，称它为“神鹿”，李渤也因此被称为“白鹿先生”。后来，李渤做了大官，常常思念自己年青时的那段求学时光，便在这里建了一些亭台楼阁，后人称之为“白鹿洞”。白鹿洞本没有洞，只因这里地势较低，从山上向下看如同地洞一般。到了明朝，有人觉得称之为“洞”却没有“洞”，实在是名不副实，就在山中凿了一个山洞；又有人认为，称之为“白鹿洞”却没有“白鹿”，也实在不妥，就用石头雕刻了一只白鹿放于洞中；可是大家的意见总是不一样，又有人认为凿洞置鹿是多此一举的事情，就把白鹿从洞中请了出来深埋地下；到了现代，人们无意中从地下又挖出了那只白鹿，于是又把它置于洞旁。
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、道教场所，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。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（公元484年），名为嵩阳寺，为佛教活动场所，僧待多达数百人。
隋大业年间（605—618年），更名为嵩阳观，为道教活动场所。
唐弘道元年（公元683年）高宗李治游嵩山时，闭为行宫，名曰“奉天宫”。
五代后周时（公元951-960年），改为太乙书院。
宋景祐二年（公元1035年），名为嵩阳书院，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。
嵩阳书院是古代高等学府，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，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五进，廊庑俱全。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，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、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“标本”。
宋初，国内太平，文风四起，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，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。登封是尧、舜、禹、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据记载，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杨时、朱熹、李纲、范纯仁等二十四人，司马光的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。号称“二程”的程颐、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。名儒景冬，曾就读于嵩阳书院，中进士后，曾九任御史。从此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。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，宋代理学的“洛学”创世人程颢、程颐兄弟，司马光、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，且司马光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。明末书院毁于兵火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各代重修增建，鼎盛时期，学田1750多亩，生徒达数百人，藏书达2000多册如《朱子全书》、《性理精义》、《日讲四书》九经等。清代末年，废除科举制度，设立学堂，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。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永远载入史册。康熙辛卯年，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，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，但登封就中了五个。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五年（公元1750年）十月一日游嵩阳书院时曾赋诗以赞。
以上就是四大书院的故事，更确切的说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。北宋初年，大宋王朝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，百废待兴，仕子们求知若渴。但那时教育毁损殆尽，官学刚刚起步，学院这种民间组织但乘势而起。待到北宋政权稳定，各领域蓬勃发展之时，学院逐渐被官学取代，沉寂了一百多年，直到南宋时期。白鹿洞书院也不例外，不过它很幸运，这一年理学大师朱熹来到白鹿洞书院，见满目杂草、断壁残垣甚是感慨，于是便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，使得白鹿洞书院又重获新生，而他在白鹿洞书院创设的那一套教学理论和方法也被其它书院效仿，书院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。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元明清三朝，到了清朝末期，光绪帝在1901年下令书院改为学堂，开始仿效西方改革教育，书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在明朝末年，有一所书院也是值得一提，这就是“东林书院”。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，建于北宋年间，因周围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，因此命名为“东林书院”。到了明朝末年，东林学者顾宪成、高攀龙来到此处，重建荒废已久的书院。他们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激烈对抗，被冠以“东林党”。东林书院有一幅对联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这幅名联为顾宪成所写，讲的就是我们既要用心读书，又不能死读书，要关心国家和天下之事，要忠于自己的祖国。
